来朝贡的贡使，从中征税的话根本得不到多少钱，反而有辱大明的声威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大明在朝贡贸易中就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
　　按照朝廷的规定，各国贡使前来朝贡时，不仅市舶司和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、护送，而且到了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也花费甚巨。

　　在郑和下西洋以后，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的人数大量增加，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，显得应接不暇。

　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同时也是避免鱼目混珠，被那些贪图利益之徒钻空子，冒名贡使前来大明捞取好处，永乐帝逐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，颁给“勘合”，也就是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的凭证，没有勘合的海外船只不许进入港口。

　　后来又对贡期、贡船数目、随船人数、进境路线和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规定。

　　例如：日本定例10年一贡，入浙江宁波港，人毋过00，舟毋过艘；琉球入福建泉州港，年一贡，人毋过100；占城国、真腊、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，年一贡，人毋过100。

　　永乐帝时，随着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，以及大明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，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。

　　在大明强大陆海军的“威逼”和厚往薄来政策的“利诱”下，向大明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日本对琉球、朝鲜，朝鲜对女真族，安南对占城、南掌等国，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，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体系。

　　在李云天看来，大明所实行的朝贡贸易虽宣示恩威，但是却有着三个无法忽略的弊端。

　　一，由于朝贡贸易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，导致了大明财政承担了巨大的负担；

　　二，由于朝贡贸易主要是宣示大明的恩威，因此影响了大明正常海外贸易的发展，使得大明逐渐失去了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优势地位；

　　三，由于朝贡贸易是大明唯一的海外贸易途径，使得沿海百姓生活困顿，导致走私频繁，海盗猖獗，影响了社会的安定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大明并没有真正地把朝贡贸易当做一种贸易手段，对大明来除了维持宗主国的威严外就是耗费国库的资金，导致大明黄金白银大量外流，既是百姓们的一种负担，同时也不利于大明经济的长远发展。

　　故而，李云天这才趁着交趾叛乱的机会，从宣德帝那里请来了恩旨，打着讲武堂的旗号以官方的名义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。

　　当然了，他的这种贸易自然不是朝贡贸易，而是像唐宋时期那样，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商贸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大明从海外赚取到黄金白银，用来进行大明的国家建设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完善大明的经济体系。

　　“大哥，那个山下元道可是犯了大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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